时间:2018/7/27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绰号“王翻译官”实为雅号

我的父亲王玉发,年6月至年12月在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队司令部军务处任副处长、处长。曾于年被授大尉军衔,年在后勤学院时升为少校军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部家喻户晓的电影《小兵张嘎》,里面有个王翻译官的角色(演员王澍老师,俄语翻译,年生,哈尔滨人),我父亲年龄仅大这个“王翻译官”两岁,相貌酷似,都懂俄语,又都姓王,都是哈尔滨人。其实大院里的多数人不知道这些,只是凭相貌就送给他这个绰号“王翻译官”,细究起来还真有点靠谱,他本人对这个绰号理解为是个雅号,也就乐观的接受了!

“士人领山农”之读书历程

我曾对父亲开玩笑调侃: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怎么字写的这么差?他笑答:你知道什么?我以前日文写多了,把汉字写乱了!是的,父亲在他那一代人军人里边,算是读书较多的“文化人”,他读书的学历主要有三段:

一是年到年,在(东北)伪满洲国松江省国立高级师道学校读书(国立高师,相当于今天的师范大学);年底到年初,在伪满洲国苇河县(现尚志市)国立小学做教师,年3月被日本人校长开除,随即在当地参加抗日活动,走上革命道路;

二是年11月到年秋,在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外国语学校专修俄语(校址在哈尔滨后转到佳木斯);

三是年到年3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油料系读书(北京)。

主要学习经历还有年抽调到国防部和总参、军事科学院联合小组,参与起草年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例的工作(参与内务条例的执笔起草)。

家境殷实励心求学

我的父亲年秋出生在黑龙江一个偏僻的农村小镇,是三代单传的独子。我的祖父在当地是颇有名气的木匠,再追根溯源到上几代,年前后,祖先是由山东蓬莱闯关东来到东北黑龙江地域的开荒者。俗话说,劳者为工,艺者为匠,祖父的手艺当时已达到了雕龙刻凤、炉火纯青的匠艺水平,还带了十几个徒弟,挣了钱就置办房产,伪满洲国后期,已经有三十几间房和一些土地。当时刚好碰巧,房照(房地产证)还未到手,东北就解放了,伪满洲国垮台,中共东北局发动农民开展斗地主、镇压反革命运动,当时也出现了镇反运动扩大化的倾向,实际就是要农民起来革地主富农和有钱人的命,当地俗称为“刮大风”。我祖父由于乡里人缘较好,靠劳动致富,没有剥削过农民,加之儿子在东北民主联军,所以没有被列为革命对象,但房产土地被一并没收,仅定为“富裕中农”成分。

父亲从小家境小康殷实,聪明好学,虽说是独子,祖父还是把他送到城市去读书,可见我的祖父是个有远见的人。父亲读的书多,留下笔记和日记总共有百余个装订本,后来由于我几次远程搬迁遗失,现仅存几本,这也是我们做子女的一个遗憾!

反抗日满奴化参加民主联军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没有与他更深入的交流,了解他的战斗经历,只是零零星星听他讲了一些逸闻往事:

年初,他在伪满洲国松江省国立高级师道学校毕业后,找到一个在苇河县(现尚志县)国立小学做教师的职业,当是日本对伪满国民(中国东三省人)实行奴化教育,校长是中国人,是个傀儡,副校长是日本人,掌管学校权力,他要求老师和学生要讲日语,每天早晨列队升日本国旗和满洲旗,我父亲做为教师站在学生的前面,东北的冬天很冷,把手插在外衣的口袋里(兜),被日本校长训斥为对膏药旗不敬,问他:“你升旗不立正,带领学生把手插在口袋里,怎么办”?父亲顶撞说:“如果不准插兜,衣服兜要来做什么?”就此发生口角,被日本人开除,还差一点儿被抓去警察署,就此,当地的一些抗日组织引导他参加了抗日活动,后转为东北民主联军。其实,他这个早期受到日满奴化教育的学生、教员,后而转投抗日活动,参加东北民主联军,都是由于遇到了一个年龄大他十几岁的同事,当时是外语教师、地下党员张世黎的启蒙和引导。张世黎,陕西人,列宁选集编译者之一,解放后一直从事教学,曾在西安外语学院任职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父亲曾专程到西安去拜访老教授,老教授也曾应邀到九江庐山来我家做客。

年8月,苏联红军进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苏军的攻势如摧枯拉朽之势,仅十余天关东军就投降了,俘虏日军59.4万人,还有大批的日伪家属和日本侨民(日本开拓团)。我父亲由于语言交流方便,参与拘押、管理这些日本人的善后处理工作。当时日本人拿出黄金、珠宝企图贿赂联军战士,战士们很守纪律,很少有违纪现象,当时形势混乱且很复杂,也发生过日本家属逃避躲身农民家里,被农民收为老婆的事情。

“文明胡”的趣事

年11月,延安外国语学校(其前身是年在延安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俄文队)在东北复校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留学苏联回来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兼任校长,卢竞如任副校长兼教育长,校址先在哈尔滨,后来转到佳木斯,又差一点儿转去苏联,办学条件越来越艰苦。

我父亲是这所学校首批学员,他的同学有很多中共高层子女:包括革命先烈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叶楚梅、叶挺将军之子叶正大、中共情报专家阎宝航之子阎明复等,这些人虽然是同学,在当时也存在特权,吃饭的时候,这些特殊学员单独小灶,多时有肉,伙食要好很多,而我父亲这些普通学员,就是高梁米窝窝头,吃围餐,一桌八个人,菜量很小,有一个姓胡的同学,长着浓密的小胡子,抢菜吃,很不文明,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文明胡”,可想,当时这些学员书生气里带有幽默感,绰号起的既有来历又有品味,可谓之天合之作!可惜的是,当时没有追问一下父亲,“文明胡”同学后来的去向?

历经残酷战斗幸运九死一生

他从外国语学校毕业后,回归部队建制,此时部队改名为东北野战军(四野),随部队一路南下,在攻打四平的战斗中,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一个战友的双腿被炸飞,我父亲近在咫尺,却神奇的毫发无损,没有受伤,他急忙进行救护,受重伤的战友大声的喊叫我父亲的名字:王玉发呀!我不行了!你给我家里写封信告诉他们吧!然后就永远的闭上了眼睛,父亲说这个战友是河南人,八路战士......

年过长江的时候,他任四野四十三军师团参谋,过江地点在江西九江(这个地方的缘故,后面还会提到),当时渡江的时候未遭抵抗,过江后遭遇国军突袭,发生激战,团部遭到炮击,团长李荣桂牺牲,团部三十多人只活了十八个,我父亲就是幸存者之一,师部下来临阵指挥的原老团长陈忠显,(前任该团团长,大渡河二十二勇士之一,据传毛主席给了他免死牌)双腿被炸断,重伤救活后,留在了地方工作,是首任南昌市民政局局长。部队过江后,就留在九江休整数日,地点在九江十里铺。父亲后来回忆,怎么也不会想到,整整三十年后,他又回到了曾战斗过的地方工作。

他们的部队到了江南以后,行军都是走水田田埂小路,经常急行军追击国军残部,每天要走一百余里,有些战士边走路边睡觉,然后摔进水田才醒。北方过来的骡马,拉炮拉行李拉辎重,走着走着就趴下站不起来了,找来国军起义的兽医,说是北方马吃稻草缺钙,还特从北方调集很多谷草来喂战马,后来逐渐淘汰了北方马,改用南方的矮脚马。北方部队南下,气候水土都不服,主要是蚊虫叮咬,部队没配发蚊帐,疟疾盛行,原因是蚊虫叮咬传染,很多人发病打摆子,但是有特效药奎宁,不过奎宁有副作用,能使人意志模糊。有一次他因病吃奎宁过量,发了疯,在驻地墙上乱写诗,回头还要向群众房东赔礼道歉,帮助打扫卫生。

部队打进广东的时候,经过一处街区,街边洒了很多银元金条,解放军战士没有一个人弯腰捡拾,一方面是军队纪律严格,另一方面是杀敌保命才是第一位,那个时候,谁都不知道下次战斗之后,人还在不在?钱财是身外之物,只有在战场上冲出来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体会,才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年11月,所在部队曾奉命短时参与了广西剿匪。有一次,他因水土不服腹泻,去竹林中拉肚子,没带枪,被当地一村民偷袭,用大棒子差点打死。狼狈不堪的逃回团部后,他带领直属连广西籍的副连长和几个战士,返回村寨抓人吊打。民恨军人,民匪又不分,这也是当时特殊的环境。副连长是土匪起义人员,活吃蛇,生喝蛇血,让部队的北方兵大开眼界。

还有一次,他带领一个加强连,一百四五十人,押送多个土匪俘虏去集结地关押,一路上很艰辛,也很惊险,主要是地理环境陌生,不懂当地语言,说不准儿会冒出一股土匪。在过一条河时,土匪都脱光了衣服过河,唯有两人不脱衣服,后来才知道是两个女土匪,土匪头子的小老婆。

年4月,他参加了攻占解放海南岛的战斗,所在的四十三军是主攻部队主一,几百只帆船都是从当地租用或者是买来的,在渡海战斗中,一排枪弹打在了船公的大腿上,鲜血直流,船公跪在船尾上,死把持船橹不松手,因为他一松手,可能船就失去方向甚至于翻沉......

当时,他是随师部第二波抢登上海滩的,前面大概一个连的第一波攻击,登滩后被国军炮火覆盖,基本没有人站起来......

登陆上岛后,国民党部队作鸟兽散,反到是少数民族对解放军存在误解,偷袭驻防军人,有一次,他执行任务回驻防地,遇偷袭,差一点儿......

黄永胜的故事

此后六年里,他曾在海南军区司令部和广州军区司令部直属机关任参谋和秘书。他讲过一个故事:年,中南军区改为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期间,带领参谋及警卫人员下去视察,两辆吉普车,他也是随行人员之一。刚解放时,广东和海南的交通十分落后,他们的吉普车前面遇到了一辆地方的卡车,由于道路很窄,卡车司机就是不停车让路,压行了吉普车十余公里才超过去,逼停卡车后,警卫员上去就把两个卡车司机拉下来,黄永胜气的脸色铁青,操着一口湖北口音大骂,下车后不由分说,掏出手枪就要毙掉这两个卡车司机,他和随行人员上去就抱住黄永胜的手臂,才保住了这两个卡车司机的性命,这两个人吓的魂飞魄散,跪在地上头都磕破了......

再进军校读书

年到年,他从广州军区调到总参谋部军务部,其间被抽调到国防部和总参、军事科学院联合小组,参与起草年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的工作(参与内务条令的执笔起草)。年的一张照片,大概可以知晓一些情况:(见照片)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分人员,中间排右一是我父亲(大尉),前排右二是陈彬大校,后晋升少将,四川人,年的红小鬼,后任国防科工委主任。我父亲转地方工作后曾去北京看望过老首长。

在北京工作期间,父亲与时任家乡副乡长的母亲结婚。以后母亲随军,曾任白城市房产局房管科副科长,白城市服务楼党总支书记、革委会主任(餐饮、旅业、洗浴综合服务楼),家迁南方后,医院书记。

年到年春,他进入解放军后勤学院油料系学习三年。在此期间,他潜心读书,还到各地油库及有关军事要地调研实践,他年6月21日下午的一篇学习笔记,原文摘抄:“到九四零库了解情况:库址在五八年冬季接收,总勤选择,五九年七月迁,容油立方米,副库1吨......”。从写笔记的时间点看,我只出生几个月,他们这代军人不顾家事,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的精神可见一斑。

王昕父亲王玉发工作照

在后勤学院学习期间,有苏联教官上课,有些学员听课很吃力,我父亲因为会俄语,常常帮助同学,为此多次受到表扬。

一次进行驾驶训练,当时训练用车是“嘎斯51”型卡车。在北京芦沟桥附近,前面的车出了事故,撞死了一个小孩。以后,他虽然在学院拿到了军车驾照,极少碰过方向盘,这也与他后来当军务处长时,处理过无数部队车辆事故有关。

关于年后勤学院毕业后,有一段文字大致能知道当时的情况,他的日记原文摘抄:“学院三年转瞬毕业,一九六一年春,到哪里工作是主要问题,留在北京,分配到总后勤部科技部学术处工作,自己还是一味地提出到京外单位......”

作者:王昕

王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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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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