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大串联（下）

涂湘（）

三、踏上返程

大串联放开以后，可能是乱象丛生吧！中央9月5日的通知才过了一个多月，在同年的10月29日、11月16日、12月1日中央又连下三道制止大串联的的通知，大串联的热情仍然控制不住。年2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同时，撤销设在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这才终止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全国大串联活动。

在中央第三次通知停止串联的时候，我还在刘英俊献身的地方佳木斯。按照中央精神，我回江西萍乡一路是可以免费乘车船等交通工具的。我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孤身一人，无法与任何组织和个人同行。但是我却有自行安排回程路线的自由。于是我决定取道大连乘海船到天津，再走兰考、开封、汤阴、鹤壁之后回萍乡，这一方面是我曾在河南生活了多年，另外就是想去看看久别的亲人。

于是我踏上了漫长的返回家乡之路。到了大连，当时大连还不像现在这么名气大，大家学地理更多知道的是“旅大”这个地名。而所谓旅大，是旅顺和大连的总称。我真想去旅顺看看军港，但当时地方上是不允许的。在大连我稍得宽余，去了著名的老虎滩风景区，领略海滨之美景。在大连我彻底放松了情绪，好像闯过了大风大浪和急流险滩，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我很得意自己独来独往、不受任何束缚的几个月。

大连话和青岛话有点相似，听说大连人中有许多人的先辈是从山东去闯关东人的后代。大连有许多欧式建筑。早年苏联驻军与当地大连女子生下了一些中俄混血儿。在大连有一批长得很漂亮的年龄与我们相仿的男女青年，他们八成是“二毛子”——这是当地人对这些无辜男女青年带歧视性的称谓。据说这些混血儿都特别聪明。

我一路出行基本没碰到什么坏人，但在大连开往天津的船上，有一帮子天津女生仗着人多想欺负我。我也不示弱。我说“我可不是好惹的！我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你们想咋的?我接招!”谁知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把她们给震住了。随后一路上她们对我很关照，口口声声叫我“漂亮姐儿”。

我有一个大哥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学机电的。他在天津工学院教书。在天津，我顺便去看看我大哥。找到丁字沽校区，我看到大哥。他头戴一个大棉帽，脚登一双大棉鞋，手上的棉手套脏乎乎的。他正在用老虎钳修大字报棚。我上前叫了一声“鹏哥”，他吓了一跳，有些呆滞的两眼警觉起来。我马上自我介绍“我是赛宝呀!”他“哦”了一声，马上露出了笑容。我帮他忙，干到下班时俺俩一起回家。

没进院子就听见低一声高一腔地对骂。鹏哥有点不安地说：“是你嫂子。”果然是嫂子在跟人吵架。一看丈夫带回个人，她顾不得吵，跟着我俩进了家门。原来因为鹏哥被斗，院里人也欺负他们一家，亏得我嫂子是天津人，有斗争性，才支撑起这个家。大哥家里一贫如洗，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俱。我一个侄子还不到十岁，天天到外边煤堆拾煤核儿(没烧透的煤)回来掺新煤烧。

我的到来给这个家带来了欢乐。我陪他们苦中取乐，侃大山、讲串联中的趣事。嫂子直夸我能干。他们不舍得我离开，我在天津住了半个月。嫂子还带我去劝业场小白楼和公园玩。我跟她学了一口天津话。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他们。回萍乡后我每个月从父亲寄给我的二十元生话费中挤出十块八块接济他们。

文革后大哥一家人合影

四、鹤壁"淘宝”

别了哥嫂，离开天津，我来到河南。在兰考，我在县委礼堂听了焦裕禄夫人徐俊雅的报告，介绍焦裕禄的生平和他带领兰考人民治理盐碱地种泡桐的事迹。焦裕禄与王进喜一样，有一种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他是一县之“父母官”，他亲民爱民，一心想着老百姓。他不是蛮干而是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带领全县人种泡桐，治理盐碱地。整整五十年后的年，我有机会再访兰考，看到公路两旁堆放着加工的泡桐板材，可见泡桐的种植和加工仍然是兰考的一个重要产业。触景生情，睹物思人，我觉得焦裕禄还活着。

我还去了开封师范学院（现已改名为“河南大学”）。大字报不多了，校园趋于平静。七拐八拐我又到了汤阴，当时解放军硬骨头六连驻扎在汤阴。我和其他步行串联至此的学生一起走访了这个英雄连队。官兵们热情接待我们，与我们联欢，并且送给我们一人一个针线包，是用旧军装改做的，我一直珍藏至今。可惜现在与很多旧物放在一起，一时不知放在哪里了，想照个照片也照不成。

汤阴距鹤壁不远。我早就决定去鹤壁看望我父亲。我父亲一辈子干财务工作，精通业务，解放前后都曾在萍乡矿务局就业，后调至设在郑州的中南煤管局，年被调到鹤壁矿务局。父亲被安排住在一个闲置的办公室。见到他，我心中五味杂陈。一向爱整洁的父亲，衣着还是干干净净不马虎。只是屋里有些乱，一看就知道是被搜查过的。

父亲说，造反派对他还蛮客气，是他自已把一些“四旧”集中放在两个麻袋里，摆在门外等他们来处理。我把麻袋打开，一看，父亲因怕惹麻烦，将我家许多几十年的相册，生活用品，还有父母解放后的学习笔记等物也都当成“四旧”装麻袋里了。我越看越来气，怪父亲不该这么无原则任人宰割。于是我把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拿出来，装在一个皮箱里。我要带走。这是无价之宝呀!

负责看管办公大楼的人并没为难我。当我拎着皮箱走出办公楼时还专门问了他们：要不要检查一下？他们连连说“不用不用”。真是万幸！要不是我适时来到鹤壁，及时将这些父母珍藏了一辈子的老物件收藏起来带到我的身边，可能就永远失去了这些珍藏着家庭记忆的“珍宝”。之后，这支皮箱伴随着我走南闯北，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困难，我也没有将它丢弃。它承载着的是我们兄妹跟父母的肌肤之亲，是我们晚年对父母最好的回忆与纪念，也是支撑我坚强地面对生活，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源泉。

现在想起来，当年在鹤壁，为了父亲差一点就把这些“珍宝”交给造反派的糊涂举动，我大为光火，严厉斥责父亲的举动，该是多么年轻不懂事。也难怪，当年我才十八九岁，年轻冲动，哪里知道体谅老人的苦衷？长大了才明白，当时父亲不那样又该怎样?!

文革后我和父亲在安源煤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的合影

五、回到萍中

我的返程从佳木斯经由大连、天津等地，一路凭学生证开票畅行无阻。我离开鹤壁，辞别父亲，乘火車经株洲转車回到萍乡，回到了母校。

到学校一看，平静得很，已经没有运动开始时的那种喧嚣，只有残留的大字报和标语告诉你这里曾发生了什么。与班里过去“修理”过我的人彼此相见，也都是一笑泯恩仇，将成见和不快一股脑儿抛到九霄云外。相反，很多同学倒是找我打听沿途所见所闻。

我们班号是(以入学年计)，大部分同学已组成“燎原”红卫兵开赴安源煤矿。他们在那儿与江青派来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几个男女同学合作，做社会调查以充实史料。他们调查出毛主席一次、二次、三次……直至七次去安源。刘少奇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的夜校、工人俱乐部被砸碎。后来不是出了一张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吗？其素材就出自这些社会调查。

同学们动员我加入燎原红卫兵，我拒绝了。哈军工一个叫启东的还与我谈话，他说根据形势发展，很可能会发生两派之间的武装冲突。我说两派之间有分歧纯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辩论解决。我反对武斗!启东气坏了，直骂我右倾。我说你们才是极左!我回学校与几个女同学组成一个《丛中笑》战斗队。我们专门出板报反对武斗和一切极左行为。这在校园里也算奇葩一朵。

再后来就是复课闹革命了，有时也会下乡支援抢收抢种。其实，经过一年多折腾，在大环境尚未安定的情况下，谁还有心坐下来读书呢?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我们班主任名字叫施火元。运动初期，我们班有两个调皮鬼跟风，儿戏似地贴了一张大字报《向施火元施施火》，副标题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学术权威的末日到了”，像是做文字游戏一般，大家也都没有当回事儿。我们班没有批斗这位江苏籍的物理老师，更没将他送进牛棚。施老师一直送我们到离校。

按当时萍乡的政策，我们班三分之一参军，三分之一进工厂，三分之一下乡(或回乡)。我也结束了两年多的萍乡中学生活，投亲靠友去了湖北罗田县三里畈公社破锣子湾大队，开始了我时达四年的知青生涯，……。

六、结语

从年9月到年元月，大约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我独来独往来了一场一个人的大串联。走南闯北，上下求索，开阔了眼界，饱览了祖国大好河山。

现在很多人也经常问我，你好大的胆子，一个人离家出走那么长时间，怎么生活的？

我得说，首先是当时有这个条件，红卫兵吃住行都可以免费。虽然在一些路段火车上也很拥挤，但我过去吃过苦，再加上当时的舆论导向就是“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黄继光董存瑞！”所以并没有觉得特别苦。另外，过去在校期间常参加劳动，文革早期，我也曾自己从萍乡坐火车到湘潭，然后一个人徒步走到韶山，所以从体力上说还觉得能顶得住。吃住方面，很多红卫兵接待站的条件虽不能说是豪华舒适，但还是说得过去的。听说有些地方有虱子，但所幸我没碰上。

两张票证均取自网络，非本人使用原物

其次，我虽然经历了孤旅，但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我懂得人不可能离群索居。所以，我走到哪里就很快融入哪里的群体之中，不管到哪儿都能找到伴儿。白天大家一起活动，到晚上我一般就不出门了，安全意识还是有一些。而且，当时的社会治安整体来说也还可以，除了在大连到天津船上那一次事件外，基本没碰到流氓滋事。当然，我也很羡慕集体出来串联的和那一队队徒步串联的年轻人。

第三，因为母亲早逝，父亲工作忙，我很早就需要自己照顾自己，培养了独立生活和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也许有一定帮助。

最后，我确实很享受外出串联的“自由生活”，过去哪有这种机会去这么多只是听说过的地方，见到这么多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和事情？真是大开眼界！本来我在学校还是受歧视对象，现在自己不仅不受歧视，而且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真像小鸟挣脱出了藩篱，自己好高兴啊！

文革中我到的一些地方两派斗争很激烈，比如沈阳音乐学院对为“我们走在大路上”和许多毛主席语录谱曲的院长李劫夫就有“反”有“保”，哈军工也是全国知名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大学之一。我自己对他们争论的内容虽然也很关心，每天出去除看大字报外，见到散发传单就要一份，一天装满满一书包，回到宿舍再慢慢看。我自己并没有特定的立场，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观察和学习，但是对各派言论的辨识能力倒是有所提高。回到学校后，我没有同意哈军工红卫兵的动员积极参加两派斗争也可算是一个证明。

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现在把我人生中这一段难得的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人做个资料吧。

文革开始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我衷心地认为，再像文革时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群众分成几派互相斗争，不利于国家发展；只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美好国家，实现中国梦才是正确道路！

我们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当我再度融入郑州十一中这个群体，我找到了归属感。每天在《恰同学少年》、《十一中》、《萍中》这几个群中倘徉，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年5月写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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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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